二十年经历的反思

杨金土

我于1984年开始担任教育部原高教二司副司长，1989年调原职业技术教育司担任司长，都算是政府的官员。1994年退居二线，开始专门从事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活动。1995年退休之后，我连续7年参与两所中等职业学校的改革和建设实践，结果，一所衰落了，另一所办得还不错。上世纪末，我开始担任两所高职学院的名誉院长，一所是大学的二级学院，现在已经转向了，另一所是民办的，现在办得挺红火。另外我还在几所职业技术学院担任顾问，2001年开始，在上海参与了一所民办的“思博职业技术学院”的创办工作，担任首任院长，今年开始也改任名誉院长。

回顾1984年到现在整整二十年的经历，前十年为官，后十年为民，有成功，有失败，在身份变更的过程中觉得有不少问题值得反思，获得些许心得，今天就向大家汇报我三方面的心得。

一、人贵有自知之明，当领导的更需要正确地认识自己。

一般的领导，也同时是个被领导。当你以领导身份到学校做考察工作的时候，第一不要忘记自己也是一个被领导；第二不要忘记站在你面前的“被领导们”也是一方、一校之领导。

当司长和当校长确有不同的工作视角，需要不同的能力结构，所以，能当好司长未必能够当好校长，当然能当好校长也未必能当好司长。但在我的印象中，好象自认为能当好司长的校长不多，而自认为能当好校长的司长不少。

广而言之，在管理部门当领导的和校长之间要相互理解。领导如果不理解校长，轻则官腔十足，重则盛气凌人，乱发指示瞎指挥；校长假如不能理解上级领导，你的想法或提的要求自以为很有道理，但从全局考虑也许是不可行的，如果固执己见还有可能不利于扩展你自己的办学视野和发展思路。都不可取。

我认为一般情况下，应该强调当领导的要多理解、体谅校长的难处，例如：

——在专业设置、招生工作、教学管理方面，领导机关出原则即可，具体工作应该由学校自主。

——学校对待来自上级的各种各样检查、评估、验收？往往是很矛盾的。领导机关应该以促进学校工作为目的，不能以此来显示权力，不能大肆扰民，不能搞形式主义。

——实施学分制、弹性学制，各级领导部门的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几乎都在大力提倡，可是一涉及学籍管理问题，领导部门往往就不肯放手了，应该言行一致才好。

所以，我接触学校工作之后的感受是：作为一个校长，首先考虑学校的生存和发展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上级领导到学校去要经常（不是始终）换到校长的位置上去想想问题。凡有上级领导到学校，学校总是欢迎的，出于对领导的尊重，学校对领导的所言所行都很重视，作为上级领导万不可忘乎所以。

二、办学校，定位很重要；当领导，定好自己的位也很重要。

关于职业技术学校定位不当和如何正确定位的问题，现任各级领导们讲的很多了，今年又有很严厉的规定，我以为只要不一刀切，它们的基本精神都是对的。学校的发展规划如果不切实际，盲目攀高，不仅从全局上看不可行，对学校本身的发展也是未必有利的。但是对于领导机关有没有定位不当的问题？好象讲得不多。虽然领导部门经常讲职能转变，但是实际进展不太理想。我认为领导机关也有个定位问题，指的是职能定位。简单说，领导机关既要防止官僚主义，又有防止越俎代庖。

根据我个人在基层单位的感受，我认为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当前最需要解决如下三方面的问题：

（一）教育发展是否科学的问题。

现在，我们都在认真学习并实践着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根据我个人的学习体会，科学发展的关键是科学决策，而科学决策的基础是民主决策，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涵有四条：一要以人为本；二要全面发展；三要协调发展；四要可持续发展。从这四个方面要求看，我们教育系统似乎都落实得不够理想。仅从协调发展这一个方面而言，问题就不少，最突出的是如下两个问题：

1、工作重心偏高。

上世纪80年代我们对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有个指导思想叫做“低重心战略”，后来我们随着形势的变化加速高教发展，显然是必要的，问题是工作重心一下子提得太高，影响了基础教育的发展，造成层次发展不协调。

请看高、中、初三级教育之间生均经费的不相称情况:据教育部杨进同志提供的资料，如果初等教育的经费投入是1，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印度是8.88，中国是37.8。

由此产生明显的两个问题是：

（1）是义务教育的普及、巩固和提高都出现了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甬祥今年10月26日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报告了《义务教育法》的执法情况。他的报告指出：“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和巩固、提高的任务依然艰巨”。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地区，“普九”程度是低水平的、不稳定的。他指出：“辍学问题直接影响到‘普九’成果的巩固提高，政府有关部门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2）高中阶段的发展成了“瓶颈”。

试看1997年到2002年，初中毕业生升学率只提高了6.8个百分点，而高中毕业生的升学率上升了34.9个百分点

1997年至2003年，高中阶段教育的毛入学率提高了3.2个百分点，而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上升了7.9个百分点。

2、教育类型结构不够合理。

教育类型的核心是课程类型，不同的课程类型培养不同类型的人才，因此，教育类型结构失调必将导致人才类型结构失调。前些年由于中等教育教育结构的“反弹”造成技能型人才的全面奇缺已经人所共知。其实这种教育类型的结构性失调何止中等层次？

今年9月7-10日，由中国工程院、中国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和美国工程教育学会（ASEE）共同举办的第三届国际工程教育大会指出：在教育市场上，工科教育不像过去那么兴旺；在人才市场上，工程技术人员也没有技术工人吃香。这其中固然有社会原因，但也有教育自身的原因，正如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指出，人才培养结构体系不够完善；面向实际的过程训练不足，存在重‘学’轻‘术’的倾向，学生缺乏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大学科技成果的评价方向强调论文，多数教师成长过程的工程背景被淡化。

重“学”轻“术”、重“理”轻“实”的倾向是普遍的，是造成教育结构失调的思想根源。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基层学校而在领导机关，在决策部门。

（二）教育权利是否公平的问题。

教育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前提，改变社会不公平现象最具可能性的途径是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和教育条件。今年9月，温家宝总理在走访一位小学退休教师时说过：“只有人人接受教育，才能体现社会公平”。

当今的教育存在不少不公平的现象，主要表现在教育机会、教育条件、智力开发三方面：

1、在招生政策上，人为地设置经济的、地域的附加条件，制造了教育机会的不公平；

2、在投资政策上，人为扩大同级同类教育机构之间的条件差距，制造了教育条件的不公平；

3、学体制上，不相信每个人都具有巨大的智力潜能，不承认人类智力的多元性，以单一标准衡量学业，制造了智力开发的不公平。

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目前存在的不足也是明显的。一方面，各级教育的发展达到历史最好水平，人们受教育的机会显著增多；随着改革的深化，教育体制和机制都发生了很多良性变化；通过助学金、贷学金、奖学金、教育券、发展职业教育、发展特长教育、弱势群体扶助、消除薄弱校等等制度建设，都是有利于实现教育公平的。另一方面，学校越来越豪华，教育越来越昂贵，有的不惜借贷几个亿巨款用于重点中学锦上添花，而大量薄弱校的困境却依然如故；中招、高招中的地区歧视和分批录取政策，激化了教育的不公平；国家投入不足，部分重点学校的高额债务用高收费的方法转嫁给学生家长，使争取优质教育成为权力和金钱的较量，同时导致学校的功能异化，教育的信誉受到了历史上空前的挑战。

总之，维护教育的公益性和公正性已经成为当前教育系统的一项紧迫任务。

（三）教育思想是否端正的问题。

素质教育的呼声很高却实施很艰难，应试教育没有多少呼声却顽强地存在并继续左右着中国教育的走向。今年发生在南京的所谓“教育大讨论”，是两种力量的激烈较量，据媒体报道，较量的结果是以教育行政部门做出让步而告终。

我个人认为，问题仍然在有关的种种政策，包括劳动人事政策，这些政策让人们感觉到，好象除了上大学之外就没有其他路可走。于是促使我们的基础教育实行以升学为本，教学过程以分数为本；使我们的高等教育以学历和学位为本，教学过程以学科和知识为本。

在畸形的教育思想指导下，促使教育系统的怪事连连，悲剧频频发生：有的重点学校的班容量之大令人惊叹

；为提高升学率，有的学校怪招百出；对所谓“差生”的迫害现象层出不穷；媒体对高考的炒作无以复加；各种商人乘虚而入，大发“考试财”；扭曲了的思想导致高考悲剧一再发生；……。

一位高考落榜然后自学成才的年轻人这样评价我们的教育：“中国的教育注重所谓的分数、成绩，却忽视了青少年发育的心理趋势”。“家长、教师、社会拧成一股绳开始了对孩子的摧残，而从不考虑孩子们的感受”。

其实，学校老师也苦不堪言，有的老师向记者明言：“我害怕开学，我有开学恐惧症。”压力来自工作太累，无休止的班际、校际评比和竞赛，升学率、成绩优秀率，学生安全，家长纠纷，……弄得整天提心吊胆。

上述三方面的问题，基层单位固然可以有所作为，但如果不是高层领导部门下决心端正教育思想，然后在政策层面上进行综合治理是难以真正解决的。所以我认为教育行政部门当前最需要解决的是这三方面问题，着重围绕这三个方面问题做工作。

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总是对的。

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邓小平同志率先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

陈云同志告诫我们“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

所以，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总是对的。

我的这20年经历告诉我：无论做事还是做人，实事求是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做到的。

领导机关工作和学校工作的出发点，从理论上讲是完全协调统一的，但在实践当中却往往并不是都很协调的，因为领导机关面对着全国的、一个行业或一个地区的实际，而学校面对着学校的生存、发展、人才培养和服务社会的实际。无论领导机关或学校，高水平的领导都应该顾及全局和局部两方面的实际，并尽可能“吃透”自己面对的实际。

下面仅从学校的角度，就“学校自主权”和“学生德育工作”两个问题谈一点我个人的体会。

（一）关于学校自主权问题。

学校自主权不足常常是困扰工作开展的一大因素。据杨进同志2003年对部分职业院校负责人问卷调查显示，认为职业院校改革和发展的最大困难是:“政府管理部门思想陈旧，对学校限制多，支持少，学校缺乏自主权”。

1、办学自主权是职业技术学校适应市场需求的必要条件。

在市场体制下兴办职业技术学校，要学会经营学校。

无论经济市场还是教育市场，都是复杂多变的，学校如果没有足够的自主权就难以应对市场需要。我国的教育现在仍然在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一方面是计划体制还在一定范围继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市场体制还不够完善。因此当前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应该是进一步扩大学校的自主权。职业技术院校要在服从国家法律法规和大政方针的原则下，瞄准社会需求，认定社会评价，一切从实际出发确定自己的工作目标和发展思路。如果唯上、唯书而不唯实，就必然抑制我们的创造力，学校就办不出特色，也就不会有生命力。

2、扩大自主权的必要条件是领导机关职能的转变。当领导要正确地认识自己和学校的管理干部，相信下级干部和校长们的觉悟和能力，使用好自己手中的权力，分清楚那些事该管，哪些事不该管，“有为”和“无为”是同等重要的。

3、学校自主权永远是有限的。扩大自主权的前提是学校对遵守和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大政方针的高度自觉，坚持依法办学，不违法，不违规。

4、要依法主动争取自主权。要改变计划体制下遗留下来的“唯上”依赖思想，不要消极等待上级恩赐给你自主权。同时要善于自主，学会独立判断和处理属于学校内部的各种事务和突发事件的发生。

怎么依法维护和使用好学校自主权呢？要因不同的情况做不同的处理。

今年在有一位高级领导讲话中说，高职院校学生党员的发展工作要求可以比本科院校低一些。我们就没有理由照办，而应该按党章办事。

【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民办学校可以“按照办学宗旨和培养目标，自行设置专业、开设课程，自主选用教材。……报审批机关备案”。但顶头上司的“备案”权不可小视，这需要多做工作，让领导机关了解社会的需要，亲身体验学校的条件。

民办学校面对校董会的领导也有个争取自主权的问题，我所在的学校几经努力，比别的民办学校较早地建立了学校董事会，院长也比其他民办学校较早地取得了法人代表资格，这些问题处理完了之后，我们把功劳都记到“老板”身上去。此外，我们主动表示：老板你把前期基础设施所需资金投足就可以了，余下的事由学校自己来融资解决。在近一年时间里，老板应该投入的还没有投足，我们却从其他渠道引进了将近一个亿的资金。

一般情况下，上级领导说话更全面，他要站在更高的位置上，从全局看问题，否则他说的话就会在自己所辖范围内顾此失彼，可是同校长所面临的问题往往不是直接对应的，校长必须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有所侧重地进行贯彻。此外，上级领导有时候针对当前的某些倾向性问题需要说些矫枉过正的话，从行政管理角度是必要的，但到了校长那里，就必须全面想一想这位领导还说过什么话，再结合自己的实际制定如何贯彻的方案。

我举个例子，教育部针对我们职业学校教育存在一些脱离企业需求的实际和影响毕业生就业的情况，明确提出“以就业为导向”的指导思想，这是很有道理的。一位领导为了强调这个思想，说“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我们当校长的听了这话之后，我认为第一是要想到这位领导在别的场合还讲过许多要加强人文教育、强调全面发展的话；第二，要从我们自己的实际出发，全面地制订和实施好我们的教学方案。我们的教学方案怎么制订和实施才能实事求是呢？

（1）就业确实是职业技术学校所有目标当中的首要目标，如果不把大多数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解决好，那么学校的一切工作将陷入被动。“定向”或“定单”培养的要努力争取，对于不能“定向”或“定单”培养的部分学生，更要注意培育他们的就业竞争优势。

（2）在教育理念上我们不能把就业作为“职业学校教育”的唯一目标，在实践上要努力满足不同学习者的不同需要。我所在的学院今年招收的新生中，200分以下的占一大半，但400分以上的也有42名，最高的是612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继续深造的愿望，我们能不满足吗？有个63岁的浙江老先生第一志愿报我们学校，目的是圆大学梦，分数合格，学校录取，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没来，如果来了，能完全以就业为导向吗？

（3）要从实际效果出发，把人文素质教育同专业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认真做好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开发，要努力培养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社会人”而不仅仅是个“职业人”。

（二）关于学生的德育工作

教育部在《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大学生的基本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能力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其中，文化素质是基础。”同时指出：“我们所进行的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重点是人文素质教育”。

这个文件使我们理解素质教育的若干概念有了比较权威的根据。

人文学科的内容，包括哲学、语言、文学、历史、艺术是肯定的，能否包括社会科学和思想道德教育？还有分歧。我认为有关的理论问题可以慢慢研究，要紧的是从学校工作实践的层面上，弄明白职业技术院校的学生德育工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实际？职业技术学校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教育，与普通高中特别是重点高中相比，与普通高校特别是重点高校相比，是否具有特殊性？如果有，特殊在什么地方？我认为是有特殊性的，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与普通高中相比，职业技术学校有巨大的就业压力，不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和人文教育，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就会非常困难，因为社会用人单位招聘员工的时候越来越重视非专业素质，非专业素质已经成为就业市场上的第一竞争力。如果说，普通高中进行的思想道德教育，其中相当部分并不很快接受社会检验，那么，职业技术学校所进行的则都是要随时接受社会检验的思想道德教育。这一点，职业技术学校同普通高校是一样的。

前几天，《中国青年报》报道说：某公司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新招聘的21名本科生竟被除名20个，公司反映是因为“他们的自身素质和道德修养不能胜任公司的人才需求”。

今年暑假，我校组织一个系的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报名109人，企业面试，一下子刷掉了将近一半，只要了57个，原因都是外表、言行举止及工作预期方面的问题。这对学生的教育很深刻。

2、与普通高中相比，职业技术学校的教学活动中有大量的专业实践环节，总体上讲，它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是十分有利的，但并不是都有利，从而增加了职业技术学校思想道德教育的复杂性。因此需要我们更加务实地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因为学生在社会实践中遇到的都是很实际的问题。我们的经验说明，如果注意扬长避短、兴利除弊，能够获得良好效果。

3、与普通高中和普通高校相比，职业技术学校的生源情况不同，包括了相当部分学习基础较差、学习习惯不良的学生，改变他们的行为习惯比提高他们的学习基础更重要、更紧迫。

在职业技术学校，如果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和非智力因素的开发不加重视，不能做好，专业教育也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

根据我们的实践体会，解决好这个问题需要全面创新：

第一、理念创新。

最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人才观，依据多元智力和人力资源开发的理论，真正相信“人人都能成才”，解决教育工作者的信心问题。大量的实例证明，“人人有才、人人都能成才”是一种事实。问题是光从理论上懂得这个道理是不够的，关键是如何认识站在我们面前这些学生，如何看待和对待他们身上存在的缺点，从而解决教育工作者的爱心问题。“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如果对学生缺乏爱心，别的就都谈不上了。

要分门别类地对各种学生的情况做具体分析，家庭原因？生理原因？社会原因？教育原因？我们发现其中许多是教育的原因，如自卑心理、厌学心理，甚至还有“敌对”心理，多半是由于受到过某种伤害，到了我们这里不能再伤害他们了。所以在我们学校，基本的教育理念是“相信人人有才，帮助人人成才”，要求教职员工不能说伤人心的活，包括“上不了本科的学生”，“不能升学的学生”，“低层次学生”等等。把学生的不理想状态统称为“学习准备不足”，把改变这种状态的工作叫做非智力因素或非专业能力的开发。

第二、制度创新。

譬如“两课”，当然很重要，但是怎么上法是可以创新的，创新的原则是如何提高实际效果。能否采取如下改革措施：

——把基本理论的系统讲解与讲座结合：把“两课”的大部分内容分解为几十个讲座，然后按理论系统进行“串联”；

——专职教师与校内外兼教师互补：不是由一位老师讲到底，以利于提高讲课的吸引力和讲课质量。

——三年教学不不要断线：多采用讲座形式就容易做到三年不断线。

——把“两课”教学与日常的育人工作以及专业“导学”工作结合起来：所谓“导学”是指指导学生自主选择专业方向，选择学习路径，选择课程。我校为此改班主任为指导教师，负责“两课”的辅导和日常学生工作，“导学”也是他们的主要任务之一。

第三、方法创新。

好的方法来自好的理念和能力，但也需要创造，例如音乐表演专业把由学生直接参与组织的一系列演出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能够使思想道德教育与专业教育较好地结合起来，效果不错。

“学生工作无小事”，面对学生，每件事情都要谨慎小心，你的一句话、一个行动都有可能影响某个学生的一生。有一天晚上，我校保安人员抓了个跳墙而入的非本校的小伙子，值班老师没有简单化地按惯例把他往派出所一送了之，经过细心了解，其原因是追求我校的一位女生，于是耐心教育后放回。现在这个小伙子已经上了大学，而且和那天处理他的那位老师成了好朋友。如果当初这位老师不分情由地简单处理，就可能伤及两个年轻人。

此外，坚持求真务实的态度，尽可能不搞形式主义。为什么说“尽可能”呢？因为有时候难题来自上级领导机关，学校不便得罪，必须寻求“两全之策”，待有合适的机会时再向上级机关提意见。

回顾我这20年的经历，深切地体会到：从事职教工作同从事其他类型教育工作一样神圣，一样光荣；当好校长同当好司长都很不容易，但好象当校长比当司长更困难。

2004-12-11于北京